冬季的北戴河显得安静。
    几乎所有的店铺，在傍晚来临前就已早早打烊，晚上七点步行在夏季最热闹的海滩公路上，只有微弱昏黄的路灯陪伴孤寂的大海。
    2005年岁末，当更多的人开始期盼2006年到来时，马国宜却在翻看、整理这一年的病历档案。
    马国宜今年38岁，清秀的脸上有一双善解人意的眼睛。身为临床医学硕士的她，就职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。从1991年起运用双肺同期大容量灌洗技术，致力于尘肺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。
    她说，每本病历中都有一段心酸史。    

    （一）
    “我父亲是安徽淮北矿务局的一名老掘进工，患尘肺病6年了，这些年一直靠消炎药维持，父亲今年病情极度恶化，现在呼吸越来越困难，几乎失去了继续治疗的信心，做儿子的心痛之余只想为父亲减轻一点痛苦，我不相信尘肺病是癌症，我非常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。”
    像这样的来信，我与同事经常能收到。作为全国仅有的一家专治尘肺病的医院，致函致电的人非常多。我们不仅要负责病人手术，还要回复这些信件、电话。对方在得到明确答复后，就来这里治疗。
    通常，一台双肺同期大容量肺灌洗手术要5小时左右，我每天上午都有手术。以2005年一年为范本，我共参与手术195台，全年累计手术时间975小时。
    通常，上午8时，病人被推进手术室。8时35分，病人在静脉注射麻醉下进入全麻状态。我会将一根形同“Y”形的双腔支气管导管从病人的口腔中插进去，进行左右两肺的“气、水”分隔：右侧肺由麻醉呼吸机进行纯氧通气、供氧，维持人体的气体交换；左侧肺则连接灌洗管道进行灌洗。每灌洗一回（一进、一出）大约需要3至6分钟，至于需要灌洗多少回，还要根据具体病情因人而异。原则是以最后灌出来的引流液基本澄清为止。
    给煤矿工人做洗肺手术，从引流管排出来的“洗肺水”就会变得像变质的煤尘一样浑浊。拿在手中细看，在瓶中的上方，零零散散地悬浮着一些冲洗出来的絮状尘物，而在瓶子的底部，密密的一层与他们职业有关的黑色煤灰碎末。
    “洗肺水”的颜色及尘物主要与患者所处的职业环境有关。来自制作陶瓷的产业工人，引流出的“洗肺水”会呈现如同牛奶一样的乳白色。
    除了手术，马国宜和她的同事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，她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，疲惫程度可想而知。但最令她担忧的，即便如此，她还是认为自己时间太少，力量太小。就是这样工作，也远远赶不上尘肺病人增加的脚步。
    
    （二）
    2005年3月，我接待了一位背着氧气桶来的病人。他来自辽宁省大石桥市，42岁的年龄看上去像是60多岁。他18岁下井采矿，炮一响，黑乎乎全是灰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的呼吸已经明显衰竭，为了治病，他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，来这里就是要洗肺。但他这种情况，根本上不了手术台。他一听不能手术，一下跪倒在我面前，沉默又沉默，他这种情况，早已没有力气哭出来了，那是一种绝望。我实在看不下去……最后，我给他拿了一些药，把他好言劝回去了。尘肺病一旦到了晚期，根本没有救治的可能，因为肺部已全部纤维化，患者到最后只能活活憋死，不论对自己，还是对家人，都太残忍了。
    记得1991年刚分到院里时，一次参加尸检，矿工那黑色的肺部令我震惊。那是一颗被摧残的肺，坚硬如石，全部纤维化。如果说我最早被分配疗养院还有那么一丝抱怨，那么现在，全没了。因为当你亲历一个个生命被折磨着渐渐消逝，有职业良知的医生就不会离开这个领域了。我当时就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，我要用此生致力于尘肺部的救助工作。
    截至2005年12月31日，来这里治疗的尘肺病患者年龄最大的71岁、最小的32岁，以湖南、贵州、辽宁等地的矿工居多。基本上都是农村里出来的，没有和矿上签过劳动合同。他们说，能借到钱的就来看病，借不来钱的只能等死。
    去年6月，一名来自淮北矿务局的51岁矿工确诊为一期尘肺。他的尘肺虽不算特别严重，但他的合病症较多，哮喘、炎症、结核。他说，我死也要死在手术台上，我想活得有尊严！这台手术我印象最深，因为手术时间最长，从早晨8时30分手术开始，到晚上5时40分才结束。洗一侧肺就花了5个小时。庆幸的是，手术非常成功。病人术后兴奋极了，因为他明显感觉呼吸顺畅多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能吸到底了，他拉着我的手，好久都不松开。
    我经常听病人们说，40岁以前用健康换钱，40岁以后用钱换生命。农民工在面临生存和健康的选择时，大多数人为了生存而无力保护自己的健康权利。绝大多数有害作业农民工都没有依法获得应有的健康检查权。有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，农民工干的多是最苦、最累、最脏、最险、最重的活，每天工作12至16小时。
    尘肺病很残忍，残忍到能把人活活憋死；医学技术很有限，并不能挽回每一条生命。但让马国宜最感残忍的，是许多农民工矿工健康权的被漠视。她可以尽力去挽救他们的生命，但她并不能去阻止更多的矿工患上这种病。这种无奈，常常让她感到压抑。
    
    （三）
    我最开心的，是帮助许多患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状态，从“肺部压的两座大山”到“两座大山被搬走了”，我的努力使一个个残缺
    不全的肺，有了重生的力量。
    一位姓李的矿工，退休前在井下一线做了20年采煤司机，负责操作采煤工作面的掘进机。他说掘头一动，到处都是煤灰，啥也看不见，只能靠平时的熟练功夫，才能摸到按钮进行操作。一线工作最辛苦，不少人只干几年就上井了，只有老李坚持着。他说，不下井日子不好过啊，家里有3个孩子要养活。
    1990年，老李被检查出一级尘肺病，已经属于工伤了。1993年再查就已经二级了，当时他们那批有23个二级，医院又组织他们复查了一次，最后每人发一个证明的小本。
    老李是我遇到的惟一一个在洗肺过程中休克的人。洗完后老李问我：我洗出了多少？我回答：顶多10%，你这病累积时间太长，你的体质又太差，最好分期洗。
    不过，就这10%的清出量，已经让老李轻松了很多。从前脸总是黑紫的，从家里走到矿区办公楼才一里路，就要停五六次，现在不用停了。从前不能吃饭，最多只能喝点稀饭，现在还能加上一个馒头。
    2005年最后一个周末，马国宜终于腾出了空儿，带着儿子去了趟公园。“妈妈太忙，平时根本没时间陪我玩”，稚嫩的小脸，却让马国宜不敢正视。
    每月1300元的工资，51平方米的住房，以及孩子今后的教育经费问题，都让她显得尴尬。我问她，你对自己的事业怎么看？她说，在中国，尘肺病的工作短期是做不完的，但这项工作总要有人来做。如果每个医生只用金钱来衡量一项事业的标准，就太偏颇了，我们总要有点理想。
    很多事需要政府解决，但又不能完全推给政府，我希望2006年能有更多志愿者参与进来。无论是对尘肺病人的救助还是宣传。我们院2003年10月成立的“中国煤矿尘肺病救治基金会”，目前已募集了4249.5万元，现在每年可以救助500位尘肺病患者。我相信点滴的努力汇集起来，就是无穷的力量。